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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作者/来源:网友提供   发表时间:2021-02-28 22:04:26

  

庞培

杨沐有那么一点昔日三毛的气质,她们都不是她们自己,而她们置身其间的空间的透彻、自由和极限。是海平面、海岸线、地平线边缘。她们始终渴望远方,热爱暴雨将至的漂泊无依。她们自成一个孤单的族裔:依莎贝拉-邓肯。依莎贝拉-伯顿。《一名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凯伦·布里克森以及《夜航西飞》的作者柏瑞尔·马卡姆。这些都是现代女性中的武士,或者说男人堆里出走的柔情女儿。想当初,柏瑞尔-马卡姆的文字,连海明威读了都自叹不如,一读之下,惊为天人。可惜!杨沐的《香巴拉》要是能够续写成长篇;
或者说,事后繁衍成一个长篇,我们时代的文学,肯定又添出了一部女性版、新版的《南行纪》。换句话说:杨沐的旅行文字,绝对具备中国文学最卓越的品质之一。一种往往男性作者都不具备的坚忍不拔,同时又小心翼翼洋溢出来的母爱特质——某种女性极致的热气、柔情和香氛。生命是一种热情的放逐。超凡梦想的勇气的现实或现象版。在《走出非洲》一书的扉页上,题写着这样一句非洲谚语:“骑马、射箭,说真话。”我猜想,这同样也是杨沐风格。1997年我和另外几个朋友同行,初次踏人传说中神奇的藏地,自拉萨、那曲、当雄、纳木错而辗转山南,历时28天。回程过唐古拉山口,到青海的格尔木。回到家,仅用一个星期,写出七万余字的《西藏的睡眠》。主写藏地风光中的云影、气象、寺庙轮廓和群山影映的奇妙光影,几乎不涉及日常人事。自那以后,我就格外留意同时代写作中涉及西藏的旅行文字,浏览到手的一切报刊。包括《鞑靼西藏旅行纪》这样的西方来华著作书籍。二十年过去了,除了藏族作家阿来之外,我只读到过两位同行的类似文字——同样写西藏的——带给我不同的惊喜。其中一位男的、一个女的;
男的,写西藏的,发表在2004年左右的《人民文学》某一期,可惜,日子久了,记不得作者名字了。女的,那就是杨沐的成名作《香巴拉》了。

唯有热情,可以替代偏僻荒凉。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自己身上有多少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热情。长途出游出行,飞机或大巴车上一下来,顿时懞住了,明白过来。自己的心灵、气量是多么狭窄阴郁。杨沐这样的作家,正是为了提醒现代生活中的这类自私自利、反智类型的人生,可以休矣。她的书写提供新鲜高海拔的氧份,里面的天色蓝得出奇,其呼吸十分有益于病怏怏的当代写作的肺部功能:目前,地球上有一奇特人种,谓之中国人。和别的多数国家、种群的人类差异明显,几乎是人类中的某种尚未被命名的人种变异。网络上称:奇葩。饮食丰富,人性贫乏。有生存而无生活。有生活,而无经验。有经验,而无想象。有想象力,而诗意全无,非常枯燥无趣。

关于想象,说得最好的,大概要推别斯土舍夫一马尔林斯基了。他说道:

“紊乱、混沌的状态——是某种真实的、崇高的、诗意的创作的前奏。只待天才的光芒冲破这片黑暗,迄今还是敌对的、互相抗衡的微尘便会在友爱与和谐中再生,凝集成最强有力的整体,严密地黏合在一起,牢固地聚合成闪光的晶体,升起为高山,泛滥为大海,于是生机勃勃的力量便在新世界的额上写满它那巨大的象形文字。”(引自俄国作家、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别斯土合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于1832年致俄国作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波列伏依(1796-1846)的书信。)

前面提及的、我十分崇敬的英国女作家伊莎贝拉-伯德,她的旅行类文学《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完成的,它第一次在英国出版时就被英国媒体誉为“对那些有关中国和中国问题方面的公众意见的形成,提供了一手资料”(《作者自序》),成为当时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作者伊莎贝拉-伯德女士这次长江流域及川藏地区的旅行,历时15个月,全程5千多英里,她经历了三峡的急流险滩,跋涉了四川东、西部的崇山峻岭,穿过了富庶的成都平原,翻越了海拔4、5千米的川藏雪山,历尽艰险,旅行结束后回到英国,根据日记和随笔写成此书,并将沿途拍摄的照片附于书内,计有113张。

伊莎贝拉在长江及川藏地区的游历路线,可分为七个阶段。第一段,乘当地人的木船从上海到杭州,经绍兴、宁波又返回上海(1~3章)。第二段,乘外国的轮船从上海经镇江、芜湖、九江至汉口,再由汉口经沙市到宜昌(4~9章)。

伊莎贝拉在1896年来到中国时,已经是位65岁的老人了,并且身患“血脂性心脏衰弱”、肺部感染、痛风和“周期性脊柱萎弱”等多种疾病,竟能远涉重洋,独闯长江的惊涛骇浪,深入川藏人迹罕至的地区,写出数十万字的考察游记,这在100年前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个壮举。1904年伊莎贝拉在爱丁堡去逝,大夫们在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她的生理和心理在构造上存在着神秘的矛盾,有人这样写道:“她在国内疾病缠身,而一到国外就变成了参孙一般的大力士,疾病与力量是如何并存于一个极为平常的肌体之中呢,然而,她的情况却是这两者并行不悖地运行许多年。”伊莎贝拉的研究者认为,人们“完全由所处环境以决定成就某种事业的可能性”,艰苦的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个人潜能。实际上,她的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直到今天仍鼓舞着无数严肃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不懈的探索努力。

《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曾被评论家誉为“十九世纪末,一本最耀眼的,彻底证明中国价值的书”。

列奥-斯特劳斯指出,现代人的特征在于不再知道如何评价好与坏:“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指导什么是好的,什么事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寥寥几代之前,人们还普遍确信,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有作家,而无写作。有写作,而无文学。有文学,而无经典。杨沐的文字是有生活的,不光生活,犹有闪亮宝贵的生活经验。她试图一次又一次重返生活现场,一次次地逼视生活的悬崖。并且创造出了一种直视日常经历的“零距离”式表白或自我剖白。這文字之上,始终飘荡着《橄榄树》的歌声。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自然文学。人在自然之中,首先成为了自然。阎锡山在民国27年8月13日日记中说:“担事者第一不敢愤。”我们没有时间愤怒,在民国28年8月31日日记中,他又说“常人不足以共非常事。”所谓“白昼畏人依故陇,黄昏觅伴啸孤村。”这是洪亮吉为其9币长痛失女儿而作诗句。而潜山丁秀才鹏年又翻进一层云:“如何梦亦偏爱汝,怕我伤心未肯来。”及读浚县周大令遇渭诗:“来时有母去时无。”益觉沉痛。文学,有时就这样关系到人生的来去,来来去去,皆为深情。张问陶在《论诗绝句》中说:“写出此身真阅历,好诗不过近人情。”杨沐就是这样一个真阅历、近人情的作家。她的脸从其书页深处探身,体现出了正直、幻想、热情的脸庞和现代女性美丽而惊人的勇气。在全球化普遍加速的今天,我们除了重温儒学和道家经典,还要提倡读真性情的好书,以避免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对未来人类的睿智论断:“……我们不知道谁最终能获胜,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即使胜利,我们仍将被打败。”(《生地法则》中译本第55页)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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