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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主义的观念设计

作者/来源:网友提供   发表时间:2021-02-28 22:04:26

  

李建春

当代诗中的许多观念表现都可以在艺术现象中找到对应物。非非主义、下半身和垃圾派是一种行为艺术:“诗到语言为止”、“反隐喻”等主张可以类比于极简主义和概念艺术;
中型诗的某些写法有点像波普艺术和抽象表现主义。行为诗歌的对抗性和表演特征毋须分析。象征、隐喻因与历史文化的惯性或外来语法的影响有关,被剔除掉,以尽可能干涩的语言为身体去蔽,强调单调,表达无聊,这与极简主义相似。中型诗的时间拼贴像波普艺术,在场感和语速控制让人想起抽象表现主义的作画过程。问题在于观念和落实观念的方式是否跟得上生活变化。上世纪末的诗人们面临八九后的稳定和高速的商业化,对抗和自救是主题:以悬空的生命时间抗拒现实差异,拒绝公共符号,堆积生存臆想,谋求个人语言自治的幻觉;
或把受挫感转嫁于对诗人身份的过时想象,蔑视落伍的理想,通过自渎和自咒把愤怒渲泻出来,甚至极端地自弃人性,以自溺于垃圾现实的方式弄污假想敌,弃绝拯救的可能性。

本世纪初,基本现实依然延续,压力和沉闷感并没有减轻,甚至还在加强。但由于商业社会相对成熟和网络出现,资讯、交往和游乐机会为生活留出了一块飞地,做涸泽之鲋还是有一定的快乐的,所以心态与上一个十年相比要安定得多,不大有被陌生的商业化所抛弃的焦虑感。当代诗坛早已建立一套自给自足的荣辱观。从家园幻觉中重新出走一部分诗人原本可贵的关怀意识在这种荣辱观中已很难找到地位了。一部分诗人明显与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传统划清了界线,崇尚学院格调、享乐主义、犬儒情绪、雾化现实的絮语和复古的修辞兴趣,自信地放逐了以现实主义人道关怀为主要内涵的批判传统。本文拟将这种现象戏称为“格调主义”。

作为“格调派”的主要发言人,臧棣主张,毋须反映、批判或见证,诗发生于语言内部,是特定的家族传统决定了特定的写作。在文学与生活这一对常常被反映论者提及的关系中,极而言之,不是文学模仿了生活,而是生活模仿了文学。必须尊重语言的自律性,历史、政治、批判、正义之类的要求如果还有必要的话,也必须内化为诗性的语言,以近于隐语的方式进行回应。“新纯诗”、“历史个人化”等大概就是这样提出来的。这个观念大有来头。从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到曼德尔斯塔姆“《神曲》从一个词开始自动生成”的伟大论断,再到罗兰·巴特、德里达。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们在“甩脱了思想的歌声”中见证了苦难,从最好的方面说,诗的尊严即在于此。事实上,臧棣更倾心于为当代汉语建立一套超越了见证焦虑的范式。对于他来说,语言,与其说是表达工具,不如说是享乐的器官。这一类主张无疑有助于他成为一个多产的诗人,但是也把他在诗坛内外树为一个批评的靶子,“伪诗术”、“缺乏生活”、“与体制共谋”等等指责声不绝于耳。“格调主义”在“政治正确”的新左派话语中,的确具有难以下咽的异质性。就写作不一定得承担历史重负和道德使命来说,显然他是对的。但是游戏,或者说自治性的语言生活在传统和现实的压力下又不得不是过分严肃、清高的。

臧棣似乎持一种自然主义的语言观,认为即使没有任何道德律令的压力,语言游戏也会自动地、合目的地抵达与之对称的另一极:生活、真实、正义等等。臧棣更以“异质性”的名义,否决了合目的的“同一性”。即使诗人有强烈的道德诉求,在实际写作中也应该先把道德感悬置起来。技术地看,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吗?不,甚至可以说是惟一可行的操作方式。但是又有极大的迷惑性。因为他以语言的逻辑取代了生活的逻辑,道德律令的先验性如果不转化为经验的自觉性就不可能自动地赋有真正的道德感。这个如果说不是错误地表述至少也是被阉割地表述的语言观可能还是造成当代诗歌许多恶劣倾向的认识论根源。为什么这样说昵?首先,即使事实上不同类型的写作还大量地存在,却不见有清晰的表述,将“道德”这个在中国现代传统中一直占主流地位的、极为严肃的课题从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和空泛的人文关怀话语中剥离出来,融入虽然潜藏在现代主义以来的文本内部、在话语中却被过分边缘化的现代性诗学。尽管臧棣含糊地声称他们的写作当然具有道德感和历史感,但我并没有见到理论上有明确的描述(“历史个人化”吗)。我想即使有,也被更响亮的对“道德论”的讽刺等抵消了。当然,具体地分析任何一首成功的诗并指出作者缺乏道德感或现实感是困难的(如果此类批评拥有持续不断的低语应和,就值得认真对待),这并不妨碍我批评上述观念事实上造成了一种道德缺席的氛围。我不认为臧棣本人应该对以下忧虑负责,尽管这些已经在现状中得到印证:那么,一种真正地道德缺席的语言游戏能够给阅读提供道德感的愉悦吗?道德感从何而来?——是从生活或语言游戏的严肃性中,诗人在成长过程中越来越体验到道德地生活和写作的必要,意识到道德感受是生命和幸福的真实根基,也就是说,他已成长到这一步,自觉地接受了道德律令的支配。生活的快乐源于此,语言的快乐亦源于此。或许你假设,写作的愉悦并不等于思想或道德的愉悦(这太“上半身”、太“知识”了),应该把写作的动力建基于欲望,即生命感觉的丰盈中(这已经是道德的愉悦),然而,如果没有合道德感为内心体验清除阴影,肉体感受就不可能是纯真或丰盈的(汉语诗人早已失落了这种想象能力)。那么“身体叙述”或性隐喻总可以吧?那不过是采用了道德感的异化形式。我不认为那种不具备真正的精神纯洁性的身体叙述能达到反讽的目的。由于难得生命感觉的丰盈,叙述激情被没有意识到的罪性腐蚀(恰恰因为基于基督信仰的罪感的缺乏),要么枯竭在半途,得到一些勉力为之的东西,要么偏离精神目标,到达纯色情、甚至暴力的文本,这是当代作家写不出力作的真正原因。没有道德感或思想力量的制衡,情欲之诗也就成了真正的堕落,没有丝毫复杂性可言。那些以反叛之名行堕落之实的“写作”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诗歌写作的认识论基础,自然主义语言观是如何使道德的缺席成为可能,并且与看似最不相关的某些写作群体的非道德倾向暗通款曲。把现实过分内化、过分追求复杂性的结果如果说不是摧生了、至少也使与之针锋相对的“反复杂”获得了成立的理由:释放出被虚假的复杂性窒息的活力。在为《诗合集》(肖开愚、孙文波、臧棣、黄灿然、张曙光)写的一篇短评中,我曾乐观地想象,九十年代在“语感”上取得的成就,

使当代诗在融涵了现代性之后与古今中外任何一种类型的诗歌都找到了平坦地沟通的通道,只须再跨出一步,就可以到达让伟大事物回归的边缘。基于此,或许我们真的有资格、也有必要再提一提“精神”这样的字眼。哲学家张志扬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汉语在承担苦难时失重?”这个问题到今天是否已经失效了?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喜剧的时代、解构的时代吗?这个判断是否太直观、太缺乏想象力了?

循此思路,不妨再观念地提出一个问题:在今天这

个只有赚钱、消费和向上爬的自由,虚拟世界把人消耗得筋疲力尽的时代,罪恶、暴力、苦难、受压者的呻吟和成功人士的狂喜已超出了想象力的极限,就是诗人们看令人尊敬的同行的诗也只用鼠标一拖而过并马上发言。这个阴险的网络后现代正在引诱人们变得更加冷漠,引诱矜持的君子培养恶德以适应生态。在这种全方位的透明中,如果一位诗人足够自觉,甚至他的沉默、缺陷、发表渠道等也可以成为观念的有机部分。那么,在“诗人传统”(臧棣提出的一个有趣的概念,在我看来,其内涵还有进一步阐述的价值)中,作为抵抗政治化和道德论的武器而获得了核心地位的这种语言意识还有效吗?那些策略,那些博学的隐语和性暗示真的是太怯懦、太诡谲了。诡异的是,使这种语言观获得支持的写作暗中自信起来的恰恰是所谓的现实,是“当代已进入了一个喧闹的、喜剧性的时代”的学究式观察和机会主义跟从心理。“格调主义”的观念设计本是有针对性的,可惜只看准了现实的稻草,使写作成了不必塞入哪怕一束稻穗就可以有意味地运转的打谷机。如果仅仅基于现实感,如果我可以冒犯地作一番比较的话,“格调主义”或许并不比另一种可以与其它零散写作一起归纳为“玩世前卫”的“卡丘主义”把现实看得更清楚:“卡丘必须是有趣的和有意义的,主要功能是让有趣消解无知和无聊,因为无知和无聊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因为今天的人们不再愿意相信一点什么。”用学术套路包装起来的真实动机被我的朋友周瑟瑟天真地泄露出来。

新的生活现实已使九十年代沿续至今的词语伦理学(“词的伦理”语出诗人一行)矮化为技术问题。“格调派”以智性享乐和词的喜剧推动了形式实验的进程,精心设计的针对性却像深藏于腹中的刺,在采集语言花粉时收得紧紧的,并不时地发出一些现实的嗡嗡声。这种观念,不过是为当代真正的现实即无处不在、无微不入的可怕的冷漠奉献了一张自拍照。清理“格调主义”的得失,仅仅从一些被过度使用到诡辩程度的“现实”、“生活”、“批判”等概念出发已经失效了,只有从自然主义语言观对“道德论”的贬低中才可以看出问题。由于道德、精神等超验之物在诗歌写作的技术性中找不到位置,这个决不可缺少的向度被当作赘物一劳永逸地割除了,造成真正的道德亏空和精神贫乏。语言自治如果不以经验的自觉性为辅导必然会迷失方向,变成来源于现实又返回到现实的呓语,徒劳无功的循环。汉语作家从来就不缺少现实感。或许恰恰因为针对性过强,无论哪一种观念模型都带上了僵硬的特征,与精神王国的自由相去甚远。我想象这样一种写作:根本不必在乎什么时代特性又落在我们身边,那些流行的思想、现状等等不过是在不可避免的对比性观照中由时代强加给我们的材料,并成为用以表达感情的媒介。现实的凹陷在我心中烙出一个马槽,那是惟一的渴慕:用我灵巧的语言,与白天空俯身的火焰般的舌头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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