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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在霞村的时候》

作者/来源:网友提供   发表时间:2021-02-28 22:04:26

  

李古月

摘要:《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的代表作,女主人公贞贞,作为一名

在封闭的村落中承担特殊工作的女性,其命运得到了丁玲的关注。在这篇作品中,贞贞作为个体,被放置在三种关系之中,即舆论关系、情感关系及家国关系。本文将就这三种关系展开论述,浅析丁玲

对于战争与女性之书写。

关键词:丁玲 我在霞村的时候 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于1940年创作的,与丁玲早期关注个性化的生命体验不同,这部作品更具时代感和现实感,而一以继之的是,丁玲在作品中始终倾注了对于女性、对于人性的观照与理解。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我”因病去霞村休养,也在此结识了一个叫贞贞的女子,听说了她的故事:贞贞以身体为代价深入日本军队内部,秘密为我军传送情报,但霞村的人们甚至包括贞贞的家人都因贞贞

的“不洁”而对她产生非议甚至排挤,而“我”却在与贞贞的交往中认识到贞贞的不幸与顽强。最后,走向延安成为贞贞的最终选择。

在小说中,女主人公贞贞处于三种关系之中:

1、 贞贞与舆论环境的关系

贞贞的母亲刘大妈及亲戚刘二妈还有霞村的不明真相的群众们组成了与贞贞相对立的、也可以说是在晕轮上压迫贞贞的一个群体,他们用“道德”、“伦理”为武器谴责贞贞的不忠——“贞贞”这个名

字从语义学上讲也值得玩味,一个“不贞洁”的女子,却叫“贞贞”,其中包含着一种反讽效果——这是中国人最擅长的舆论批评方式,站在道德的高地上,用所谓的“道德”、“伦理”的纯洁性去谴

责他人。要想打倒一个人,必先从道德层面打压。

但是,他们的谴责又多是出于想象的,文本中不止有一次这样表述群众对贞贞的形容,如“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蹋的呀”、“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昨天他们告

诉我,说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

这些描写一方面交待了贞贞所处的舆论环境的不利——家人、邻居都不能理解她,而多误解她,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贞贞所面临的选择的困境——日本敌方与家乡都不能容纳自己,于是为贞贞的第三种选

择——走向延安,埋下了伏笔。

2、 贞贞与夏大宝的情感关系

这部小说中,丁玲塑造的这两个人物,尽管贞贞是弱女子而夏大宝是男性,但在文本的描写中这二者的性别却是倒置的。

作者“我”对夏大宝的初印象是“的确是一个短小精悍、很不坏的年轻人”,而夏大宝去找逃走的贞贞时,书中这样描写道:“在枯草地上坐下去,沉默着,眼睛望着远方”、“两条细细的长眉,他的

眼睛很大,现在却显得很呆板,他的小嘴紧闭这……”。而在夏大宝的话语中,如“是我不好,还能说是我对么,难道不是我害了她么?假如我能像她那样有胆子,她是不会……”表现出了怯懦与自责

,这显然不应是男性角色应有的性别表现。

而作者在描写贞贞时,却赋予了她很多男性化的阳刚特点,贞贞说:“我变了么,想来想去,我一点也没有变,要说,也就心变硬一点罢了……”,尤其是描写其忍痛送出重要情报时,强化突出其刚强

的一面,更有“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就有了一种无所求于人的样子”,贞贞不接受夏大宝的怜悯与同情,想好追求自立的形象,与夏大宝的胆怯形成先民的对比。

所以在这一情感关系/性别关系之中,男女性别的表现是倒置的,尽管丁玲一再书写环境对贞贞的压迫,但却让贞贞拥有了男性特质,从而将这种外在压迫无意识地消解掉了。这也为贞贞面临的第三重关

系做了铺垫。

3、 战争环境中女性与家国的关系(换喻关系)

战争中的女性与家国的特殊关系,正是贞贞的故事拥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贞贞出走,走向延安,的原因。

“妇女这个千百年来备受压迫的范畴,在男性对家国神话的重构中,被置换于家国痛遭蹂躏与摧折的象征与借喻话语中”①,也就是说,国家被性别化了。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背景是抗日战争时

期,这便形成了一组对应关系,即“男性/日本—女性/中国”。贞贞遭受日军的强暴,暗喻了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所以,贞贞不光是一个女性符号的代表,表现女性在战争中命运选择的困境,更是一

种国家符号的代表,以此来表述某种家国想象的诉求。

所以,贞贞在一篇质疑与指责当中委曲求全,顽强自立,其实寄予了作者对于家国的想象:女性最终走向延安,其实正是代表了这个国家对于未来的选择。

故,当贞贞抛却落后的家乡,抛却爱情而投奔延安之时,这三重关系中,第三重关系就以压倒前二者的姿态突出出来,女性(即贞贞)不断与故乡、情感、性等个人化因素分离,最终确立为家国想象的

符号。

通过这三重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丁玲虽然是一位女性作家,但她在创作中也不自觉地运用了某种男权话语去处理女性,让女性在面临命运选择的时候,脱离自身情感体验,以先验的、具有符号性的方

式去表达并不属于自己的生命感受。

通过这部作品,还可以引出一个更加深入的话题:在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的作用是什么?

“战争”本身就是个具有性别色彩的词语,与男性有着天然的性别联系,体现出一种阳刚的雄性意味,而在这种语境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往往会非常鲜明、突出,不仅仅是因为女性的阴柔特质与环境造

成了冲突,更是因为女性在与这种充满性别色彩的环境互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女性在战时的环境下,她们的选择不仅受制于自身的情感体验,还受制于“异性化”的环境的压力

所以,战争中的女性成为了一种“异质性”的所在,区别于主流话语,有些作家也正是利用这种“异质性”,去表达自己主流话语、宏大叙事之外的声音。

尽管如此,不能忘记的是,“女性”其实是一个“自足”的群体,在历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朝代更迭、社会变革等其实并不直接作用于女性。我们常说的女性身上的“韧性”,甚至是所谓的“妻性”

、“母性”,都来源于这种在经历各种环境变化后仍旧带有旧有惯性的性别特质。这种韧性可能来源于女性的生理结构,也可能来源于对伦理的继承、对规范的继承以及对变化的排斥。所以女性在社会

发展中往往表现出脱离时代主潮的“滞后性”,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日常性”。

一旦抛弃女性特有的“日常性”特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就会变现出“去性别化”的特点,如五四时期的“女性出走”主题(去掉其身上的母性、妻性、女儿性等特点),或是“十七年”乃至文革时期

女性形象塑造从“秦香莲”到“花木兰”式转变。

女性的这种“日常性”表现,是一种“不变”,而男权社会的主流是“变”(如战争、革命)。所以在这种变与不变的纠葛中形成了一种互动。虽然不能彻底改变男性话语的强权地位,但女性自身情感

逻辑也应被表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主流话语的制约甚至对抗,更重要的是,女性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真正的情感体验,而不能永远居于“他者”地位而被“代言”。

注解

①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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