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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唐朝的格林斯潘|格林斯潘

作者/来源:网友提供   发表时间:2021-02-28 22:04:26

  1200多年前的刘晏,没进过哈佛、剑桥,没研修过经济学,既能为国家增加赋税,又能让百姓不觉得负担增重,这是怎么做到的?      刘晏出生于一个普通官僚地主家庭,曾祖刘郁为弘文馆学士,祖父刘恭为县令,父刘知晦为县丞。刘晏幼时天资聪颖,才华横溢,诗赋文章写得都很好。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唐玄宗封禅泰山途经曹州一带时,年仅七岁的刘晏向玄宗上《东封书》,玄宗读后十分欣赏他的才华,遂命宰相张说试其才能。张说测试后,大为称奇,对玄宗说:“国瑞也。”当即被授予秘书省正字,号称“神童”,“名震一时”。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字经》中就有关于他的记载:“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刘晏受命于危难之秋,安史之乱后他便掌管转运、盐铁、铸钱、常平、租庸等多种经济事业,挑起了为唐朝理财的大梁。他力挽狂澜,锐意改革,制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掌管国家财政20余年,刘晏成功扭转了唐朝的经济财政危机。
  
  先养肥纳税人
  
  安史之乱后,江河破碎、经济崩溃、藩镇割据、百姓流离失所、官僚贪腐黑暗。黄河流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太仓空虚,鼠雀犹饿”。战乱后,原赋役负担户口减少了八成,而日趋腐化的唐王朝的财政开支却一天天膨胀,唐王朝风雨飘摇。刘晏就是在这样混乱的时代担负起了为国理财的重担,其理财基础和社会环境远比西汉时代的桑弘羊恶劣和困难得多。
  “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在经济单一的封建社会中更是如此。刘晏的改革,为眼看将要“断奶”的大唐王朝找到了“新的奶娘”。
  《资治通鉴》称刘晏“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民”。这也正是刘晏之所以能营造官民和谐关系的精髓所在。与历史上一般理财者不同,刘晏反对单纯聚敛,更反对“涸泽而渔”。刘晏强调养民、安民,就是做到让人民休养生息。他认为财政收入的根本前提是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的生活。刘晏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从增加国家所控制的户口入手,大力保护、培植赋税来源。
  养肥纳税人,扩大税源的效果是有数字记录的。刘晏主持财政工作之初,天下户口200万户,国家财政收入400万缗;到779年,刘晏死前的一年,全国人口增长一半到300万户,国家财政收入则达到1300多万缗。刘晏这种“培养税源”以赢得“官民和谐”的超时代思维,即使是放到当下的中国,仍能给当政者极大的借鉴和启发。
  “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理财既有益于国家财政,又不遗患于黎庶。在“人丁为本”的原则下,兼顾民众利益,在民众的税负承受范围内,让国家谋取大利,这是刘晏理财的一大特色。刘晏“爱民为先”的理财原则,虽说仅是他拯救岌岌可危的腐朽大唐江山下无可奈何的选择,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和封建国家的根本矛盾,但这已超越了单纯的财政敛财和太平盛世下的“轻徭薄赋”,以一种难得的“民本”精神呈现在世人面前。
  
  增加税负却能皆大欢喜
  
  刘晏理财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欲求富国,必先利人”的内涵,还在于他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突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他把经济财政工作与私人商业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商”、“官”的多元共赢。
  在刘晏以前,唐朝政府的盐务实行官方统购统运统销。什么都统,当然产生垄断,垄断产生暴利和腐败。政府收不到钱,老百姓嘴巴里吃不到盐,大家都怨。
  刘晏所采取的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都遵循了“知所以取人不怨”和“因民所急而税之”的原则。“知所以取人不怨”,官府不是单纯地依靠税收等增加财政收入,而是通过对物资的经济调节来取得。“因民所急而税之”,就是选择人们日常急需的商品课税,其税源充足,稳定可靠,容易达到广收薄敛的效果。刘晏的独到之处在于,选中盐业作为自足点,采用商业方式,把经营税收和经营商业有机结合起来。
  刘晏认为,官多则民扰。他首先进行官僚内部改革,裁减盐官,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并将以往的官营垄断改为民产、官收、商销的新式盐业经济机制。随着冗余机构撤销、贪腐官吏精简,官僚腐败和食盐运输中的事务、费用少了许多,国家收入也相应大增。刘晏还设巡院打击兴风作浪、哄抬盐价的奸商,“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
  在离产盐地较远的地方,则实行“常平盐”制度。刘晏把官盐转运到那些偏远的地方贮藏起来,如因盐商不来而盐价昂贵,则将存盐以低价卖出,以平抑盐价,官府也从中获得利益。日趋没落的唐王朝,盐业上竟出现了“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活跃局面。如此,缓和了社会矛盾,盐政盘活了财政,赚足了民心,更赢得了天下。
  常平制度起源于战国的李悝,主要被用来调节粮食价格,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刘晏对常平制进行的大胆创新,将其扩展到盐政改革上,实属前无古人的创举。刘晏将常平制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他稳定物价的宝刀利器。刘晏的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甚为朝野所称道。刘晏用活了常平制,将常平制推广到万物,牢牢的把握住了市场物价的主动权。
  刘晏理财特别重视经济信息和商业情报,对全国各地的经济情况了如指掌。他以各地巡院为基地,创建了全国性经济信息网络。聘请精明能干之人,将各地市场物价变动信息等,通过驿站上报朝廷,以便及早采取调剂措施,“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在赈灾方面,刘晏更有其独到之处。哪个地方遇到灾荒,刘晏能根据情报及时减税、免税或发放赈银。整个财政安排得井井有条,保持了物价平稳和社会安定。他主张以副补粮,以商促农,从而来引导灾区自救,发展生产。这样既能达到救灾的目的,又能使国家的财政不至于感到窘困。这种市场化运作的救灾方式,在古代社会可谓是独树一帜。
  
  卓越的用人之道
  
  在当时奸臣当道的政治环境下,面对复杂的官僚利益链条,刘晏又是如何在“权利之争”中实现突围,稳住财政改革的阵脚呢?
  刘晏事业成功的关键,还在于其卓越的用人之道。古代许多改革家的变法,尽管改革措施得当,但由于用人不当,最终断送改革前途的不乏其例。刘晏在财政官吏的选拔、使用和管理上也有一套独到的理论与方法。
  刘晏的选才标准是,对于干系重大的主管部门“必择通敏、精悍、勤廉之士而用之”。他将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和公职人员的“吏”严格区分且分别对待,他认为“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为了减少改革中官僚阶层内部所施加的阻力,刘晏妥善权衡官僚内部利益并与其他官员保持和谐的关系。刘晏对于那些想跻身改革内部的“当时权势”及其幕僚都一一应允,甚至尽量满足他们在俸禄、官阶上的要求,但从不给予任何实权。这样既赢得了改革上的政治空间,又避免了权势贵族的暗箱操作及腐化破坏。这也反映出刘晏这个理财家对当时封建官吏阶层的精辟见解和洞察力。
  刘晏管理人才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主要通过非权力因素来影响官员,从而让属下多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因而贪赃枉法的人很少。“远在千里之外,奉教令如目前”,庞大的官僚机构指挥自如,从组织上保证了他的财政改革效率。
  有人将刘晏的改革与王安石变法相提并论。的确,王安石变法所涉及的层面之广,问题之深,任务之艰巨,远非刘晏财政改革所能比拟。王安石变法为富国强兵,但这个口号本身隐藏了些许急躁的心态,王安石本人也性格急躁,喜欢看得见的成绩,结果就给小人以可乘之机,在操作过程中变味。本来是给予,却变成索取。例如青苗法本来是一种借贷行为,后来却变成政府的强制贷款。刘晏则是以“养”的心态实施变革,始终以给予为目的,因而能温和少阻力地进行,取得成功。另外,刘晏财政改革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不太涉及政治之争和利益的分割,阻力比王安石变法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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